Boston

　　首席評論
　　□周雲
　　2013年12月29日，廣東警方出動3000全副武裝警力，“清剿”涉毒嚴重的陸豐市博社村，一舉摧毀以陸豐籍大毒梟為首的18個特大制販毒犯罪團夥，抓捕嫌疑人182名，繳獲冰毒近3噸、制毒原料23噸。博社村是該地涉毒嚴重的“第一大村”，村內有兩成以上家庭直接或參股從事制販毒活動，近幾年村內製販毒犯罪成惡性蔓延態勢。
　　民國時期，一些學者和新聞記者面對著農村的凋敝，不禁哀嘆：農村破產。而博社村的情形，破產已經不足以形容，只能說是淪陷了。所謂破產者，主要是指經濟上的貧窮。而淪陷，則意味著，這一地區在道德上全面傾覆。制毒販毒行為，在世界各地都存在。但終究是一種見不得光的行為。但在博社村這麼大的一個社區，制毒販毒幾乎公開化，有村民甚至明目張膽地把原材料或是半成品公開擺放。這表明，對於這樣一種行為，在這樣一個小的地緣共同體或血緣共同體中，已經得到了高度的認同，不少村民對此已經沒有了道德上的壓力。最嚴重的道德墮落，不是有人在做不道德的事情，而是對於種種不道德的事情，人們已經習以為常，不以為忤，進而仿效、參與。更令人痛心的是，這事情發生在農村，傳統上，這裡曾是我們的精神家園。
　　關於道德墮落的原因，我們最能想見的，就是市場經濟的衝擊。的確，功利主義已經成為這個時代的病竈，發家致富的迫切願望讓人們躁動不安，當合法致富的努力遇到各種不順利，那麼賺快錢，就成了很多人的選擇。即使是違反了道德和法律，也在所不惜。
　　更重要的原因則是公共治理的失敗。從小環境來說，基層黨政組織渙散無力，宗族組織在這裡倒是發揮著作用，但由於沒有價值的支撐，走向了反面。正如廣東省公安廳在通報中所說：“宗族勢力霸道操控村務”。而基層政府比如鎮政府、派出所等，則無所作為，一些工作人員成為保護傘。可以想象，由於沒有有力的公共治理，農村社區在道德上就會形成“逆淘汰”：作姦犯科者發家致富，遵紀守法的良民境遇艱難，從而形成了一種負面示範，一步步地拉低了道德水準。從大環境上來說，全社會在資源的分配上，整個農村沒有得到公平的對待，他們的貧困和匱乏與此不無關係。眾所周知，貧窮，尤其是社會不公導致的貧窮，是道德墮落與犯罪的溫床。
　　博社村的現狀深刻地警示我們，如果任農村社會的道德水平墮落，後果非常嚴重。農村社區本來就是以血緣和地緣為紐帶而結成的共同體，有非常強的凝聚力。如果得不到正麵價值觀的引導，這種凝聚力就有可能散髮出“負能量”，社會危害性尤其大。此地舉村制毒，而公安人員進村多次查案未果，甚至遭到圍攻，都是活生生的例子。
　　當然，任何客觀的原因，都不應該成為犯罪的藉口。我們支持公安部門對這一犯罪行為的打擊，如果再任其蔓延，後果嚴重。當公安部門的打擊行動取得決定性的勝利之後，我們就應該關註，這裡如何進行重建，如何在道德沉淪中得到拯救。
　　經濟上的輸血、造血自是必不可少，讓村民有替代性的、合法的途徑謀求發家致富，可以大幅度減少他們鋌而走險的衝動。然而更重要的，無論是基層的、還是全局的，有關農村的公共治理都要得到明顯的改善。以公共治理來提升村民的道德水準，以村民的道德提升來促進公共治理改善，這樣，我們的鄉村，才能得到拯救，才能夠回歸，成為鄉民安身立命的家園。
　　（作者是華南理工大學教授）
　　周雲　　（原標題：“制毒第一大村”的淪陷與拯救）